伊斯兰文化的特色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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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中，关于努哈的洪水传说散见在许多章节中，如第11、第23、第29等章中都有记述。记述在第11章中的洪水传说比较详尽。经中说：“努哈奉到启示说：‘你的宗族中除已归信外，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你应当在我的监视下，依我的启示而造船。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他们必定要被淹死。’他正在造船。他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都嘲笑他，他说：‘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等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从地面涌出的时候，我说：‘你把每一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里，并使你的家属--除已被判决者外--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船去。’只有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他说：‘你们上船去吧！这只船的航行和停泊都是奉真主之名的……’那只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努哈喊叫他的儿子--那时他远在船外--说：‘我的孩子啊！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他儿子说：‘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波涛隔开了他们俩，他就被淹死了。有人说：‘地呀！吸干你上面的水吧！云啊，散开吧！’于是洪水退去了，事情就被判决了，船停泊在朱迭山上。有人说：‘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了。’努哈祈祷他的主说：‘我的主啊！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11：36-45）[③]
　　上述《古兰经》中的洪水传说与《旧约•创世记》中的洪水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前者取材于后者是并不觉得牵强附会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古兰经》和《旧约》中的洪水传说，它们的主人公是同一个名字，前者叫做“Nūh”（汉译“努哈”），后者叫做“Nōah”（汉译《旧约》译称“挪亚”，与希伯来语的发音相差甚远）。“Nūh”与“Nōah”之间的读音差别，只是反映了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之间的语音差别，因此可以肯定：“Nūh”来之于“Nōah”。
　　其次，《古兰经》中的努哈是真主（即上帝）的一个使者，因他的族人不愿归顺上帝才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把他们统统都溺死于大水之中。因此，《旧约》和《古兰经》中记述的洪水事件的发动者也是同一个神--上帝即真主。而且，发动洪水的原委虽有所差别，但基本原因是一致的，都是由于地上的人不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犯了“天条”才遭此严厉的报应。
　　不仅仅从保存在《古兰经》中的洪水传说可明显看出它与《创世记》中记载的洪水传说有着接续和发展的关系，而且在《创世记》中所记述的有关上帝用土造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夏娃因在乐园偷吃禁果后与丈夫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等创世神话也同样能在《古兰经》中找到经过改编的类似内容，所不同的只是《古兰经》中的记述更趋简单明了，往往作为教谕的例子作提示性的讲述。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在《古兰经》中有多处提到，其中保留在第7章中的这个故事是比较详细的一则。“主说：’阿丹（《古兰经》中对亚当的译称）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但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者。‘但恶魔教唆他俩，以致为他俩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阴部。他说：’你俩的主禁你们俩吃这棵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神，或永生不灭。‘他对他俩盟誓说：’我确是忠于你俩的。‘他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俩堕落。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他俩的阴部便对自己现露出来了，他俩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阴部。他俩的主喊叫他俩说：’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难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恶魔确是你俩的明敌吗？他俩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慈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主说：‘你们互相仇视地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主说：‘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7：19-25）
　　《古兰经》中记述的这个偷吃禁果的故事与《旧约•创世记》的记载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轮廓和内容大同小异，但也确有改编而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引诱他俩去偷吃禁果的不再是蛇而是恶魔；也没有突出女人--夏娃是首先受引诱去偷吃禁果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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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旧约》和《古兰经》中的创世神话所作的简单比较分析后，是否就能说，由于《古兰经》比《旧约》晚出许多世纪，因此阿拉伯人的创世神话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创世神话的翻版。如果就此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为问题还不那么简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同属于闪族文化系统的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究竟与闪族文化有怎样的历史渊源？这个问题若要给予简单地回答则是：出现于西亚盛极一时的古代内族文化是“源”，而后起的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仅仅是它的“流”。“源”和“流”之间自然有着隔不断的联系，即使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发生“断流”现象，但表现在文化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说是“千丝万缕”，至少也是“藕断丝连”。下面我们就简单提一提关于闪族文化的形成历史。
　　据近代考古资料研究，闪族文明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并不像现在那样：土地贫瘠、沙漠无垠，而是雨量充盈、沃野千里、草木葱茏。因此古代历史学家把远古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喻为“人间乐园”。今天的巴林岛，在古代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神话里被称作“神道乐土”。可是在人类历史最后一次冰期即第4次玉木冰期（约公元前7万年-前1.8万年）之后，世界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阿拉伯半岛的气候由温和湿润变得酷热干旱，许多地区终年无雨，江河干涸，沃野沦为沙漠碛地。为了生存和寻觅水源与牧场，半岛的居民被迫弃家迁徙。他们选择的迁徙方向主要是半岛以北地区，即近人所称的“肥沃的新月地带”（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和著名的两河流域。据学者考证，半岛的第一批迁徙者在公元前约6000年代就到达了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④]，即今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徙者和当地居民结合后在叙利亚境内创造了“西部闪族文明”。历史学家认为，在叙利亚境内的这部分最早的定居者，很可能就是后来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历史上有名的迦南人、阿摩列伊人和腓尼基人的祖先。
　　与“西部闪族文明”有亲缘关系的，是公元前5000年代在今伊拉克境内出现的“东部闪族文明”。据考古资料证明，定居于两河流域的这部分部族，除直接来自半岛的迁徙者外，有相当一部分则属于定居在叙利亚境内的最早迁徙者由北向东南回流的部族。显然，他们在回流过程中，把“西部闪族文明”带入了两河流域。考古学家认为，“西部闪族文明”的南移，大致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公元前约5000年-前3500年）。
　　据考证，“闪族”这个名字，源出于犹太教经典《创世记》中关于挪亚的传说，“闪”即是挪亚的长子。近代学术界对“闪族”的定义，则是指古代阿拉伯半岛迁徙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叙利亚、尼罗河三角洲和北非、东非等广大地区的游牧民。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东方学者根据中近东地区古代语言--巴比伦语、亚述语、古叙利亚语、阿拉米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迦南语、阿拉伯语的近缘关系，首先提出了“闪含语系闪语族”这一学术名词。在这以后，“闪族”和“闪语族”这两个名词被学术界认可并沿用至今。从上述“闪族”形成的简要历史中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半岛的迁徙者在迁徙、游牧或定居的过程中，决不是孤立的“封闭式”运动，而是不时地和沿途的部落民发生广泛交往的过程。因此，“闪族”实际是半岛迁徙者和上述古代西亚地区部落民的结合体；同样，“闪语族”也是迁徙者和当地部落民在杂居过程中衍生的多种形态的语言现象。但是它们又多少仍保留了半岛居民固有的某些母语特征，这就构成了闪语族中各种语言的近缘关系。
　　闪语族中各语言现象的近缘关系只不过是闪族文化中的一个特色而已，至于它所孕育的各文化分支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他领域中出现的近缘现象显然也是无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上述我们提到的《旧约•创世记》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的雷同，这对于同属于闪族范畴的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无独有偶，近代学者在成功地解读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书后，发现《旧约•创世记》中的某些创世神话与泥板书中保留的巴比伦时期的某些创世神话的内容相似，有的简直如出一辙。例如《旧约》中“挪亚方舟”的传说，与19世纪在伊拉克尼尼微发现的亚述语洪水泥板就是一个雷同的典型例子。[⑤]1872年，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在伦敦考古学会宣布他发现了“洪水泥板”时，曾轰动了欧洲学术界。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西亚古代文化传统的共有性及人文思想的互渗性和互补性，从而也动摇了欧洲教会所宣扬的基督教圣经的“权威性”。洪水泥板被发现的重要意义还可从恩格斯于187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中得到印证。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反对达尔文的关于物种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的论断时，曾引用了亚述洪水泥板的例子。恩格斯说：“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相提并论，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⑥]恩格斯所作出的“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的结论，非常生动地揭示了：《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也是接续并发展了古代闪族宗教神话后的衍生作品。
　　纵观闪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似可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这就是巴比伦文化、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三大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在闪族文化，首先是希伯来文化的基础上，以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为核心，大量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使之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丰富个性的世界性文化，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自倭马亚王朝建立始至阿拔斯王朝，阿拉伯穆斯林始终没有间断对外来文化的潜心研习和吸收。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思想领域或物质领域，他们都涉足研究，然后又在伊斯兰精神的规范下通过提炼和改造，有的作出了新的解释，有的赋予了新的内容。经过了约100多年的努力，阿拉伯人终于确立并完善了伊斯兰文化的思想和物质体系。
　　阿拉伯穆斯林吸收外来文化的途径与他们的军事扩张--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名进行“圣战”--联系在一起。至倭马亚王朝，阿拉伯穆斯林占领了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等在古代世界具有灿烂文明传统的地区，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为了巩固伊斯兰政权和迎接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阿拉伯穆斯林面对境内复杂的人种、繁多的民族、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采取了较为明智、豁达的方针。他们首先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对统治区内皈依伊斯兰教和改学阿拉伯语的异族居民表示竭诚的欢迎并给予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的待遇。尤其是对那些学有专长的异族知识分子，帝国更采取了特殊的厚惠政策，吸引他们努力为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特别是文化学术活动服务。有的学者把阿拉伯穆斯林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热情描述为：“他们毕恭毕敬地端坐在被他们征服的异族人面前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