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谋串串烧】

龙一

待人智谋第9章 容人忍事的智谋（9）

    长州尤翁开三个典当铺。年底某天，忽听门外一片暄闹声，出门一看，是位邻舍。站柜台的伙计上前对尤翁说：“他将衣服压了钱，今天空手来取，不给，他就破口大骂，有这样不讲理的吗？”那人仍气势汹汹，不肯认错。   
    尤翁从容地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图，不过是为了渡年关，这种小事，值得一争吗？”于是命店员找出典物，共有衣物蚊帐四、五件。尤翁指着棉袄说：“这件衣服抗寒不能少。”又指着道袍说：“这件给你拜年用，其它东西现在不急用，可以留在这儿。”   
    那人拿到二件衣服，无话可说，立刻离去。当天夜里，他竟死在别人家里。他的亲属同那家人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原来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道尤家富贵，想敲笔钱，结果一无所获，就转移到另外一家。   
    有人问尤翁，为什么能预先知情而容忍他，尤翁回答：“凡无理来挑衅的人，一定有原因。如果在小事上不忍耐，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来了。”人们听了这话很佩服他的见识。   
    包容畜牲又何妨   
    看任何问题，必须要看本质。如果是为着长远的目标或国家的利益，别说包容奉承恶人，就是包容畜牲也在所不辞。如果为了自身的高洁把要实施的大计丢弃一边，这是有志为天下的人所不忍做的。   
    无论局势如何，宁可牺牲一切都要保证清白和谨慎的名声，这是妇女式的检点拘束和庸人的看法。   
    明代王振当权时，周忱奉命巡抚江南，很担心王振会阻碍他工作。   
    当时正遇上王振刚开始修筑自家宅第，周忱就暗地里命令人丈量王的斋阁内部大小，然后派人到松江订作一块剪绒毯赠送给他。尺寸大小正好合适，王振更是喜上加喜。   
    后来南方发生水灾，王振主动向捐粟米千石时，周忱旌表其门，又为其儿子纳马取得官位，以此表明：为国家多缴纳和为灾民多捐献，看做是应好事，公开地告诉人们因捐粟而旌表其门是光荣的，为此当官也不是耻辱。他想以这种风气鼓励百姓。   
    此后，凡是周忱向朝廷申报有利于当地建设的项目，都有王振从中赞助，江南一带至今受益于此。当各地纷纷报告灾情时，周忱奏请朝廷免去江南苛税若干万，王振也促成了这件事。   
    明朝倭寇蹂躏苏州，唐顺之当时住在苏州，见此非常痛心。   
    当时赵文华总督江南浙江诸军，他是宰相严嵩的干儿子。唐顺之挺身去拜谒他，向他陈述自己的谋略，并说非专任胡默林不可。赵文华于是将他推荐给严蒿任职方郎中，让他到浙直视察军师。接着又任胡默林做官。胡默林也送厚礼给严嵩讨好，所以才无掣肘之虞，才能顺利在崇明开展除掉倭患的战争。   
    正德年间，叛逆刘瑾掌权，刘健、谢迁都逐渐离去，只有李东阳独自留下来。他办事积极、沉着、谦逊，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很多人的祸患往往因此获免。可是儒生们说：李东阳没有离开是错误的。人们忘记了孝宗去世时，刘健、谢迁同李东阳三人守在榻前，承受皇帝的遗嘱，皇帝亲自把皇太子托村给他们。这件事假使李东阳也随刘健、谢迁离开朝廷，那么国事将难以预料，如此岂不是辜负了先帝的嘱托吗？所以李东阳不离开，这也是大行不顾细谨，可是却没有人理解，难怪李到晚年只要有人谈及此事，则痛哭不已。   
    世上的事本来很复杂，有很多难言的隐情。只顾保全自己声名的人，很难想到大行不顾细谨的道理。做大事者不为世人，特别是不为俗儒理解的，又那里只是一个唐顺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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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1）

    抓住大事，小事自会照顾好自己。   
    精力放到事业上   
    诸葛亮曾经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个有智谋的人，会在别人注意小事时，从大处着眼；别人看得近，他会看得远；别人愈忙而事情愈乱，他会不动声色把事情自然理顺；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游刃有余，思路深入于无声无息的细微之处，举动却出乎于人们思索意料之外。   
    这样，再困难的事情对于他都会易如反掌，再多的问题他都可一笑置之。   
    醉心于大事业，就难免在小处疏忽，而光在小处着眼的人，就会忘了大利害。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邀请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演奏竖琴。但是他却说：“我不精此道。我只会将一个小镇发展成一个大城。”尽管他说此话时态度极其倨做，但这句话却可以一般地用来评论政治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历代的治国者，就会发现此辈确可划分为两类——有一类人善于把小镇变成大城大国，却不会弹竖琴。另一类人精于竖琴，却不会把小镇变成大城，反而会把大城变成小镇甚至废墟。   
    有人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有人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有人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有人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有人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样样精通，可是这些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而做领导的如果刻意在这些上面下功夫，即便出类拔萃，眼光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翌一样准确，书法象王羲之一样高杆，只能说是一技之专才，对统帅下属做大事并没有一点儿好处。   
    大家都知道，孔子也曾经为生活所迫，而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多才多艺。但他自己也说，由于那些经历，而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从而阻碍了政治上的发展。   
    因此，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到处找零工，不要将精力放在与自己的奋斗目标无关的事物之上，一个真正的专家，不必多才多艺，应该专注于本专业的学问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别于乃至于超越其它的专家。   
    在我国历史上，专于小事而误大事的人物可以说俯拾皆是。   
    最早的是春秋时的鲁庄公，他能歌善舞，远远超过“曲有误，周郎顾”的水平，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   
    到了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5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   
    他长大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着《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象，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将国家人民带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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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2）

    晋代惠帝有一个很聪明的太子。此人不喜读书，也不喜执政，偏偏喜欢学做买卖。即位后，他在宫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酒保，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   
    由于长期杀猪卖酒，他竟锻炼到可以用手来估掂肉的斤两，不差毫厘。可他不得不去当皇帝，结果搞的一塌糊涂，最后自己也身首异处。   
    到了宋朝，宋徽宗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倦。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奏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朱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   
    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朱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   
    太监魏忠贤等就抓住他这个特点，专门等他干木匠活的时候才进来奏事。天启皇帝听后，总是赶紧说：“你们看着去办吧，我知道了！”就这样大权旁落，终于葬送了大明江山。   
    有人就此感慨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皇帝的却一味去钻研，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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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3）

    刘邦的成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做大事不必多才多艺的道理。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乃是一介小吏，没有任何方面的超群才能，但是他能任用张良制定国策和战略思想的，用萧何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就是解决军需，用韩信负责南征北战，让他们各尽所能，因而也成就了自己的“无能”之功，和那些专于小玩意而亡国的君主不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凡事从大处着眼   
    洞察力过于高超，未必能带来好的结果，因为这种人容易从小的地方观察入微，有时反而会忽略了大的问题。而且，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经常忽略对天下形势的了解；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常常会感到困惑不解。   
    项羽年轻的时候，读书半途而废，学剑又不了了之，于是他叔叔项梁就生起气来。   
    项羽说：“读书读到能够写名字就可以了，学剑又只能与一个较量高低，我要学万人敌。”   
    项梁一听大喜，于是就教给他兵法。   
    作为综管方方面面的人，必须学会识大体、知大体而弃细务，这一法则是很重要。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这些琐事呢？”   
    前不久有人在报纸上提倡，一周里有几天不要看报纸。在美国，从1995年开始，有人倡导一个活动叫做国家无电视周，今天已经有5万所学校响应这一活动。在那个完全没有电视的星期之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变得更有创造性和想像力。   
    无论是不看电视还是不读报纸，道理其实都很简单：如果天天被各种“消息”所淹没，反而会忽略真正需要注意的东西。远离那些“无微不至”的琐碎消息，而把时间留给自己来思考世界真正的发展趋势，好处要大得多。   
    吕端，字易直，河北人，后晋兵部侍郎吕琦之子。后周时曾任著作佐郎，入宋之后，历任成都府、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主管，在公元九九五年继吕蒙正为宰相。   
    据说宋太宗想任命吕端为宰相的时候，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胡涂。”   
    太宗则说：“吕端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   
    据《宋史．吕端传》记载，公元九九七年，宋太宗病危，吕端每天都陪同皇太子（宋真宗）入侍，探问病情。   
    内侍王继恩忌恨太子英明过人，私下里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和知制诰胡旦，图谋拥立因纵火焚宫而被废除的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替代太子。   
    有一天，吕端循例到宫禁中去探问皇帝的病情，发现太子不在皇帝身边，怀疑其中有变化，就在笏上写了“病危”两个字，命令亲近可靠的官员请太子马上人宫侍候。   
    太宗死了，李皇后叫王继恩来召吕端进宫。吕端知道事情有变化，马上哄骗王继恩，让他领着进书阁查检太宗先前亲笔所写的册立太子的诏书，然后把王继恩锁在书阁内，这才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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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4）

    皇后说：“陛下业已驾崩。立嗣以长子（指赵无佐）才顺乎传统，你认为应当如何呢？”   
    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去年的今天。现在天子刚刚离去，难道可以马上就违抗天子的命令，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提出别的不同说法吗？”说完，拥着太子到了福宁宫，派人严加保护。   
    宋真宗登上王位后，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天于座位前垂着帷帘接见群臣。吕端平静地站在殿下，先不拜天子，而是请求天子卷起帷帘，他上殿仔细看过，认清了的确是原太子，然后才下台阶，带领群臣拜见天子，高呼万岁。   
    接着，吕端大刀阔斧地把几个反对派驱逐出权力中心：将李继勋派赴陈州，贬李昌龄为忠武军司马，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于均州，把胡旦流放到浔州，家产充公。   
    吕端设思深远，态度镇静，老谋深算，在预知王继恩等人的计谋后，审慎防备，先果断锁住王继恩，防止节外生枝。然后以先帝的名义和顾全大体的理由说服李太后，到真宗即位后，还想到卷帘验明正身，虽属犯上之举，但却是非常时期不可忽视的一道程序。   
    最后，为真宗清除异己，稳固其地位，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经程序。   
    从这一系列步骤来看，吕端的确不愧“大事不胡涂”的美誉。小事不胡涂，不能说是有见识；大事一定不肯胡涂过去，这就是智慧加决断。   
    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宓不齐作单父县长，齐国人攻打鲁国，单父是必经之地。   
    单父的老人们向宓子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请你任凭人们出去收割吧！不要管是不是他种的。让单父的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让敌人获得资助强些。”他们请求了三次，宓子都不同意。   
    不多久，齐兵就来了，抢走了麦子。季孙氏听说以后很心疼，派人去把宓子拐弯抹角地骂了一顿。   
    宓子生气地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可以再种。如果让不耕种的人趁机获得粮食，就会使他们越发希望有敌人入侵。单父一年的小麦能否收到，并不影响鲁国的强弱。如果使老百姓有了侥幸获取的心理，世风坏了，对鲁国所带来的损害几代人都恢复不过来。”   
    季孙氏听了十分惭愧，他说：“如果入地有门，我难道还有脸去见宓子吗？”宓子的做法对于解救危难似乎有点迂腐，但对于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则关系甚大。   
    像宓子这样，有了长远和总体的把握，就如多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长在身外，高屋建瓴，从上往下俯视。这样，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能看到自己，也看到对方，看到事件之内，也看到事件之外，看到现在，也看到过去将来，因此能做出英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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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5）

    秉要执本抓关键   
    有人说：聪明而懒惰的人可以做将军，聪明而勤奋的人可以做参谋，又笨又懒的人可以做士兵，又笨又勤奋的人只会添乱。将军之所以能够懒惰，是因为他很聪明，这种聪明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懂得选拔利用人才，而不去亲自做应该下属做的事，这是秉要执本。   
    《汉书·艺文志》：“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秉要执本是统治的权谋，领导的艺术。那些不会做领导的人，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结果越是管不好单位，做不出成绩，因为他不懂得秉要执本，没有抓住根本。   
    宋朝时，御史台衙门有一名老仆役，他不仅刚强正直，还有一个怪异的举动：每逢御史有过失，他就把梃棍（一根象征性惩罚棍子）竖直。后来，衙门中的人就把梃棍作为验证贤与不贤的标志。   
    后来，范讽担任了御史。有一天，他接待客人，亲自嘱咐厨师做饭，一连叮嘱好几遍。厨师刚离开又叫他回来，一再叮咛。   
    这时，范讽突然发现老仆役手中的梃棍竖起来了，他奇怪地问他为什么。   
    老仆役回答说：“凡是指使下属，只要教给他方法，然后要求他完成任务就够了。如果不按法去做，自然有常刑去处罚，何必亲自喋喋不休呢。假使让您掌管天下，你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去告诉他怎么做吗？”   
    范讽听后既惭愧又佩服。   
    一个厨师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那么饭店经理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下属以自己能胜任专长某种工作为有才能；领导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下属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领导以善于听取下属们的意见为有才能。下属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领导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   
    美国军事家巴顿曾经说：挑选管理者，要挑选那个能够把事情管好而不是做好的人｡   
    作为领导，正是因为不必事事操心，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问题大都是相对而言的，除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之外，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忽略，如果要先解决掉所有的问题才行动，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吴王征召各诸侯国盟会，卫侯来迟了，吴国人就包围了卫侯的馆舍，准备把他抓起来问罪。   
    子贡听说后，来见吴国太宰伯嚭，对他说：“卫国的国君来之前，必然要与众官员商议，众人必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争论不下，所以来得晚了一点。那些主张来的人是你的朋友，那些反对来的人，是你的仇敌。如果你抓了卫国国君，是打击了朋友而有利于仇敌啊。”   
    伯嚭心悦诚服，就放弃了抓卫侯的想法。子贡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汉惠帝时，曹参为齐国丞相，萧何死后，曹参被召往长安继萧何在中央任丞相。临别的时候，他嘱咐继他任齐相的人说：“要把齐国的刑狱和集市留意好。”继任的齐相问道：“国家的政治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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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6）

    曹参说：“监狱和集市都是安排坏人的场所，你现在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平衡关系，把坏人安置到什么地方去呢？”   
    战国时，郑国的相国景差有爱民如子的名声。   
    有一天，景差坐着马车带着随从外出，出都城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车马拥挤，道路堵塞，景差让随从上前察看，原来前面很长一段路淤泥堆积，坑坑洼洼，车、马每行到此便难以前进，马摔倒路边，车陷进泥里，人只好下车去拼命推拉那些车、马，搞得十分狼狈。   
    景差命自己的随从都下去帮忙推车拉马，自己也下车指挥，使混乱的局面慢慢变得有秩序起来。   
    又有一次，景差坐车经过一条河边，只见一个老百姓卷起裤脚走过河，因为时值隆冬，那人上得岸来，两条腿已经冻僵，全身也哆嗦成一团。景差看到这个情况，赶紧叫随行的人把那冻得浑身发紫的百姓扶到后面的车上，拿过一件棉衣盖在他身上。好半天那人才缓过气来，对景差真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景差关怀老百姓疾苦的事情传开了，大家都称赞景差是个了不起的人。   
    可是晋国大夫叔向却与众人持相反的态度。叔向说：“作为一个相国，景差并不称职，只不过是个庸才罢了。假如他真正胜任本职工作，就该对交通情况、桥梁道路了如指掌。对泥泞的路面及时加以维修而不至于到了走不通时去指挥疏通。至于桥梁，他该在春季就动员百姓把河沟渠道清理好，在秋季就组织人力物力将渡口桥梁修复、架好。到了寒冷的冬季，连牲畜都不能走过河了，何况人呢？可见景差胸无全局，不会深谋远虑，算不得称职的相国。”   
    与秉要执本相对的是事必躬亲。将将就是秉要执本，将兵就是事必躬亲。对普通人而言，事必躬亲是个人风格，无可厚非，但对于领导者来说，事必躬亲事必躬亲却是管理的大忌，对于整个集体的运转可能是致命的。   
    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什么都亲自过问，一竿子插到底，实际上是越俎代庖，那还要手下的人干什么呢？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事必躬亲一方面使下级感到不被信任，另一方面还会使下级的下级不听上司的话而直接亲附于你，从而造成职责不明，政令不通，人际纠葛不清，矛盾斗争尖锐。   
    所以，事必躬亲实际上是领导无能的代名词。正是想通了这些道理，丙吉才能够“问牛不同人”，知大节，识大体。   
    问题在于，很多领导人，包括英明的领导人都想不通这一点。   
    诸葛亮七出祁山时，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凡是处罚二十棍以上的都要亲自过问。他老对手司马懿听说后，不以为然地说：“吃得少，又事必躬亲，哪里是长久之计呢？”   
    当然不只是司马懿看到了这一点，诸葛亮手下也有人曾对诸葛亮直言相劝，认为“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管理工作有自己的规矩，对下级之间的工作不能越级代劳)，并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等为例加以论证。   
    当然，诸葛亮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说到底，还是不懂的秉要执本的重要性，只不过反映在对下属信不过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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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7）

    观远数和识大道   
    社会虽然复杂多变，但它总有其规律可寻的。一个人对于社会而言虽然渺小无比，但是如果对它全长远和整体上进行了解和认识，那么就会逐渐聪明强大起来。   
    很多人能“详小事、察近物”，却不能“观远数，识大道”：所谓“远数”和“大道”，是指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对手发难。能够辩别下属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   
    春秋时，公孙仪作鲁国宰相。他自小喜吃鱼，鲁国的官员就都争着买各种鱼送上门去，公孙仪却从不接受。有时别人偷偷放下一条鱼在府门口，公孙仪也让人挂起来，直至干了也不吃。   
    他的弟弟问他：“你那么爱吃鱼，却不受别人送的鱼，是为什么呢？”   
    公孙仪回答道：“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能收鱼。因为一旦收下了鱼，就得照人家的意愿去办事，那就将违法乱纪。犯了法，就会被罢官。到那时即使想吃虾米，恐怕也没人送了！不收别人的鱼，就不会因为贪赃枉法被罢官，虽然没吃别人送的鱼，却能保证自己能有钱买鱼吃。”   
    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对身边的人和事一清二楚，对长远的问题却稀里胡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误事的。而公孙仪能够从一条鱼能反省到送鱼者的用心，再从中看到隐藏其中的危险。看似平易的智慧，却足令后世贪利亡身的蠢人汗颜。   
    宋真宗时，鲁宗道在做右正言之官。一次，皇上召见他。使者到他家，却找不到他。过一会，却从酒市饮罢归来。使者怕他难堪，与他相约说：“皇上若怪先生来迟，当以什么理由来回答？”宗道说：“以饮酒实情相告。”   
    使者说：“这样，皇上会降罪。”   
    鲁宗道严肃说：“饮酒是人的常情，欺君则是为臣的大罪。”   
    使者回去把鲁宗道之言如实禀报。真宗问宗道说：“你私自跑到酒家去，是何缘故？”   
    鲁宗道谢罪说：“我家里贫困，没有酒器，而酒家具备。恰好有乡亲远道而来，我请他去吃酒。我已换上便服，市人没有认识我的。”真宗笑说：“你是朝臣，恐怕要被御史弹劾。”然而从此很看重他，以为真实可大用。   
    许多人出了问题，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找个理由辩解。但鲁宗道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不仅是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更体现了高超的智慧，那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识大体”──能分清事情的大小。所谓巧诈不如拙诚，鲁宗道先生的所为，其实正说明“大智慧高于小聪明”的道理。   
    春秋时代，鲁国国君为了显示对子民的体恤，下了一道法令规定，鲁国的人作了其它诸侯的臣子或妾仆，能够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到国家的府库去取赎金。   
    有一次，子贡在诸侯那里赎回了鲁国人，却没有去府库取赎金。孔子说：“子贡错了，圣人做事，可以凭借它移风易俗。他的教导可以在老百姓当中实行，而不是只适合于自己的行为。如今鲁国富裕的人少而贫困的人多，有几个人能拿自己的钱去赎回鲁国人呢？领取了府库里的赎金，无损于他自己的行为，而不去取赎金，就不会再有人去赎回鲁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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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8）

    不久，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个人就送了一头牛来感谢他，子路接受了这头牛。孔子十分高兴地说：“鲁国一定会有更多愿意拯救落水者的人。”   
    用平凡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子贡不取赏钱，似乎胜于子路接受别人的牛。而孔子却肯定了子路而贬斥子贡，是想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做的事是不是好事，不能以一个人为标准，而应看天下人能否做到，尤其不能只看眼前的行为，而应看其长远的效果和影响，不能只看一时，而应看到长远。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的远虑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反应。   
    同样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远虑不及，必生近忧；并且即使深谋远虑，但由于外部形势变化莫测，也难免不生近忧，只有高瞻远瞩，拿得起放得下，能屈会伸，才能争到主动。   
    北宋仁宗年间，河西首领赵元昊谋反，皇帝仁宗寻问边防的准备情况，辅臣们对此却都对答不上来。第二天，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四位枢密使都被罢了官，其中王鬷被谪放到了虢州。   
    临行之际，其好友翰林学士苏公仪到城外送王时，王对公仪说：“我这次去虢州，十年前已有人预言了。”   
    公仪说：“那人一定是占卜算卦的术士吧！”   
    王说：“不，是曹玮。我从前当三司盐铁副使，到河北判决狱囚，那时曹玮从陕西刚被派到河北做定帅，我到定州办完公事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办完，该回京都了，愿您明天暂留一日，我有话对你说。’我本来就爱慕他的才干，又听他说此话，就欣然留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曹玮请我吃便饭，饭后他让左右侍卫退下，对我说：‘公满面是善变骨相，你将来不是做枢辅，就是做边帅，有人说你能做宰相，我看不能。不到十年，你一定到这里当总管。那时西边常传警报，公应预先研究边防战备，搜纳人材，否则无法应付突然事件。’我说：‘边境的情况，只有您十分熟悉，您有何见教？’   
    曹玮说：‘我在陕西时，河西的赵德明曾叫人用战马到中原做交易。我被他贪图小利的行为激怒，准备斩他。后来赵德明有一小儿子，那年才十来岁，对人说：用战马资助邻国已经失算，现在又因商货小事要杀守边的军人，那么谁还肯为国效力？   
    我听到这话，心中暗想：这个孩子是一块可用之材，一定有一番不寻常的志向。听说他常从集上路过，我一直想见见他，几次命手下人诱使他来府上，都没成功。于是使擅画者画下他的相貌。以后我终于见到这个孩子，真是一副英豪的模样。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边地的祸患，算一算他成人的日子，正是您将来掌政的时候，望公努力呀。’我当时听后非常不以为然，如今知道被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既要看到眼前，又要考虑到以后，方可谓知小大之辨者，有些人目光短浅，往往为眼前利益所诱惑，而不顾由此而带来的恶劣后果，待得灾祸来临，悔亦无济于事。   
    高欢是东魏丞相，他审时度势，独揽朝政，培养起强大的政治势力，其子废东魏而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欢也被后代尊为北齐神武帝。   
    公元519年，他还未入仕途，一次，他从洛阳回到家里，拿出全部家产来交结宾客。亲友们感到奇怪，就去问他。   
    他回答说：“我到洛阳，看到宿卫羽林军士相继焚烧领军张彝的房舍。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加过问。国家的政治已到了这般地步，其前途也就可以知道了。财物岂是可以常守的吗？”   
    远见是太充满幻想了，但远见中有一个梦想——就是最关键微妙之所在———梦想不是有血有肉可以触摸得到的，因此也记忆永远难以满足。   
   

龙一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9）

    观其大略成大器   
    阳子居问过老子这样一个问题：“先生，有一个人行动果敢敏捷，同时又具有深入透彻的洞察力，而且他又勤学于道，先生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理想的人呢？”   
    老子仔细地聆听着，边听边思索。   
    阳子居说完，老子微微摇了摇头，笑着回答说：“如你所言的人其实只不过是像个小官吏罢了。像你所描绘的那样的人的才能其实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才能往往束缚了自己。”   
    阳子居如堕五里雾中地望着老子。   
    老子接着说：“具备有限才能的人，往往为才所困，终使自己身心俱乏，心力交瘁。恰似虎豹因其身上长有美丽的斑纹和光亮的皮毛反而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为灵敏机警，猎狗因擅长追奔，所以都被人抓来，脖子上拴根绳子用来打猎。有了优点反而失去自由。这样难道说是理想的吗？”     
    阳子居若有所悟地补充：“是这样。是不是就像马儿因为善于奔跑却又只会奔跑，结果却是被人驯服豢养，成了供人骑耍的工具。”   
    老子微笑着点头。阳子居又问：“如此说来，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呢？”   
    老子回答说：“一个理想的真正的人应当是这样的，他的功德普及天下，恩惠泽被后世，而在一般人眼中一切功德又都似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教化惠及万物，德追乾坤，然而，人们印又丝毫感觉不出他的教比；他治理万民时，不会留下任何亲力亲为的施政痕迹，而对百姓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理想的。”   
    能工巧匠在建造宫殿时，如果要做圆的东西，就一定要用圆规，如果要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当东西做成以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那些能工巧匠的技术精湛。   
    可是等到宫殿建造好以后，来参观的人也不会去管是谁造了这宫殿，而只是说，这是某王的宫殿。   
    所以说，要做成一件大事业而千古流芳，不能做圆规和尺子，也不能做能工巧匠，而要观其大略所在，做那些能够利用天下智慧的“王”。   
    诸葛亮的家世并不显赫，家境也不宽裕。而且《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智慧能力描述甚多，但是并没有强调他天份多么高。   
    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   
    众人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作梁父吟，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汉朝时，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刘邦身边有一著名的谋士—陈平。此人年纪虽轻，却是韬略满腹，足智多谋，颇为刘邦赏识。   
   

龙一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10）

    刘邦驾崩后，汉文帝时，陈平已步入晚年，已由几十年前英俊聪慧的小伙子变成了花发老练的老者，被汉文帝封为宰相，扶佐文帝治理朝政，管理天下大事。与陈平同座的还有一个宰相周勃，汉朝吏制设两个宰相，共为国政服务。   
    一日，文帝传下口谕，要召见陈平和周勃。两人接旨后赶忙进宫见驾，见文帝后，磕跪施礼。文帝一笑，口旨说：“两位爱卿，免礼平身，一旁赐座。”   
    两位起身，侧身坐在椅子角上，上身前倾，以示恭敬，汉文帝笑问：“周爱卿，你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你可知经你手处治裁断的事，一年大约有多少吗？”   
    周勃跪在地上一听，心中一震，思索半天：“臣愚拙，实在记不清到底每年处理多少事件。”文帝有些不悦，便又问道：“如此说来，周卿，你可知道我国库一年的收支有多少呢？只要大概即可。”   
    周勃无言以对，头上开始冒汗。汉文帝没有理令他，转头又问：“陈爱卿。你可知道你一年处理多少事，我国库一年收支有多少吗？”   
    陈平忙奏：“回皇上，关于这些问题微臣只有去问询负责之人方知。”   
    汉文帝问：“谁是负贵人？”   
    陈平回答：“司法大臣负责事务裁判事件，财政大臣则负责掌握国库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汉文帝笑了，问道：“陈卿，你不是在给联开玩笑吧，如果司法大臣、财政大臣都各有所司，各行其职，那么，你们这宰相又有何贵干呢？”   
    陈平依然很沉着冷静，不紧不慢地回答文帝：“陛下，臣斗胆犯言，身为宰相当使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对外须抚镇四方，使各地蛮族诸侯服从中央，不敢稍有叛乱之举，对内则要督促所有官吏尽职尽责，搞好分内之事，却不必自己去过问一些琐碎之事。”   
    汉文帝听后连连点头，重赏陈平。   
    没有多久，周勃引咎辞去宰相之职，由陈平一人独担宰相重任。   
    陈平坚持他对文帝所说的做法，量才为用，视人而定，针对每一个人的才能确定各自应做的事，自己加以督导，才受到文帝的嘉奖提拔，成为一代名相。   
    很多人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懂得抓大放小，没有学会把责任分摊给其它人，坚持事必躬亲，但结果往往因为很多枝枝节节的小事中，搞得生活非常混乱，你总觉得很匆促、忧虑、焦急和紧张，陷入各种日程中不能自拔。   
    陈平的回答告诉我们，人没有必要事事过问，不分巨细，该放的要放得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行大事不顾细谨   
    这个题目从一个不平凡的女人谈起。   
    战国时，秦王为试探齐国，派人给齐国王后（齐襄王田法章之后太史氏）献上一个玉连环，并说：“齐国的人多智慧，能解开这个连环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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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11）

    王后二话没说，令人取来一把槌子，将王连环砸碎，然后告诉使者说：“已经解开了！”   
    秦国再也不敢小看齐国。   
    齐王后当年在未嫁里，能在众多的奴仆中，看中正在流亡的齐愍王的儿子田法章，并要求嫁给他，可以说是独具法眼。而此时她用槌敲碎王连环，更是颇具行大事不顾细谨的大将风度，是因为她知道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解开这个玉连环，而是如何不受秦国人的戏侮，。   
    为了做成一番大事业，有时就必须把细节放到一边，有时哪怕是违背常情的细节，也要灵活地进行处理。   
    汉朝立国以后，叔孙通最初穿雅洁的儒士服装去见汉王刘邦，没想到汉王十分厌恶他这种打扮，羞辱了他一通。于是叔孙通下朝后立即更换了服装，穿着短衣，浑身上下是楚国的打扮，汉王见了大喜，留用了他。   
    当时叔孙通教一百多弟子，他不讲别的，只讲旧时强盗、侠客、壮士怎么升官发财的故事。儒生们都纷纷抱怨。叔孙通听到后说：你们发什么年骚，你们难道能打仗吗？你们等着看我的吧，不要着急，”以后，叔孙通杂采古礼和秦制，制定了汉代的礼仪，儒生也由此逐渐获得重用。   
    所以，任用一个人，必须给他足够的权力独立行事，对自己范畴内的事务有充分的主动权，甚至达到“君命有所不受”的程度，而不能要求其拘泥于繁文缛节，这也是大行不顾细谨的一种表现。   
    公元前158年，匈奴结集了重兵，大规模地进犯汉朝北部边境。汉文帝任命宗正（官名）刘札为将军，驻军灞上；任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命令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命令他们分别守卫京城长安附近三个战略据点，防备匈奴进攻。   
    后来，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来到灞上和棘门军营的时候，劳军的车驾都是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将军以下的军官都骑着马迎进送出。但文帝来到细柳军营，情况就大不一样：军官和士兵都披着铠甲，手里拿着擦得雪亮的刀枪，张开了弩搭上箭，真是戒备森严。   
    文帝的先行官吏来到营门，门卫不让他们进去。那些先行官吏说：“皇上就要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皇上的命令’”。   
    过一会儿，文帝的车驾到了，也照样被挡住不能进去。于是，文帝派使者拿了符节凭证进营去向将军周亚夫传诏令：“我要进军营慰劳将士。”这时周亚夫才下令打开营门，放车驾进来。进去的时候，守卫营门的军官郑重地对文帝的随从人员说：“将军有规定，军营内，车马不许奔跑。”文帝听了，只好吩咐放松马的僵绳，慢慢地走着。   
    文帝来到中军营帐，只见将军周亚夫全副戎装，手执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他见了文帝，只拱手表示欢迎，说：“戎装在身，例不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朝见皇上。”   
    文帝听了，大为震动，在车上严肃地进行答礼。   
    慰劳完毕，文帝离开军营。出了细柳军营门，随从的官员都感到十分惊讶，文帝却赞叹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前些时候，，我看到灞上和棘门两处的队伍，就像儿戏一般！”   
    过了一个多月，情况好转，这三路大军都撤除了，文帝就任命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   
    也惟有文帝这样的聪明人，才懂得大行不顾细谨的道理，发现了周亚夫这样做秀的人才。   
    后唐的柴克宏，奉命去救被吴越国围困的常州，枢密李征古妒忌他，派给他的几千名士兵都很虚弱，铠甲兵器也都是朽烂、虫蛀了的。他快到常州时，李征古又派朱匡业来代替他带兵，派使者召柴克宏回去。   
    柴克宏说：“几天之内，我即可打败敌人，你来召我回去，你一定是敌人派到我朝的奸细。”立即命令部下斩使者之首。使者说：“这是李枢密的命令。”   
   

龙一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12）

    柴克宏大怒说：“李枢密绝不会如此不识大体，况且即使是李枢密来，我也要把他斩首。”   
    斩了使者之后，柴克宏让部下用布幕把兵船蒙盖起来，让全副武装的战士藏躲在船中，偷袭敌营，打败了吴越军队。   
    朝内有奸臣当道，柴克宏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取代而回去了，怎么知道奸臣不会以“出师无功”作为罪名而查办他呢？   
    他快刀斩乱麻，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错误的命令，最终打败了敌人，保全了城池，这样，即便是妒忌者有嘴也无法施展进馋言的本领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杆，真正的胆略。   
    相比之下，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所逼而撤兵，最终含恨死于风波亭，其中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就是他不懂得“大行不顾细谨”的道理。   
    论智谋胆略，柴克宏都要高于岳飞，而历史上岳飞的名声比柴克宏高，不过是因为着史者不敢为违逆当道的英雄立传而已。   
    责大指，不苛小   
    清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其中有一段话用身体与穴位的关系来形容战事的全局与要害，他说：“肢体虽大，针炙不过数穴；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处。”   
    他的这句话，实际上暗合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总结出的8020定律：总结果的80%是由20%的原因形成的｡   
    习惯上，我们往往认为所有事务一样重要;所有目标和每一分好处都一样好，都必须付出相同的努力;所有机会都有近似价值｡但是19世纪，帕累托发现:社会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种统计的不平衡性在社会､经济及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就是8020定律，即80%的结果(产出､酬劳)，往往源于20%的原因(投入､努力)｡   
    8020定律恰恰指出了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典型的不平衡现象:   
    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   
    80%的电话是来自20%的朋友;   
    80%的总产量来自20%的产品;   
    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   
    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   
    80%的销售来自20%的销售人员   
    80%的时间用在了20%的日常事情上.   
    80%的事情在20%的高效率的时间内被完成   
    80%的效率提升可以来自20%的环节改进   
   

龙一

治事智谋第10章 抓大放小的智谋（13）

    8020定律告诉我们，不要平均地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抓大放小就是抓住关键的少数;要找出那些能给我们带来80%的成就，却仅占我们时间20%的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在战争中占领了战略枢纽，就在全局中占有了优势。天同此理，在政治和生活中如果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把握了事件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责其大指而不苛求小处的道理。   
    汉朝曹参是刘邦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当时齐国的丞相。   
    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对于黄老之学研究很深。于是派人把他请来，向他请教，知道了统治之道在于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这种方法治理齐国九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准备继任丞相。临走的时候，他告诉自己的继任人说：“治理齐国要特别注意安定市场和监狱，不要轻易整治。”继任者奇怪地问说：“难道管治地方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曹参说：“当然不是。但是监狱和市场，是三教九流混杂并容的地方。如果轻易整治，那些坏人到哪里去容身呢？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   
    曹参的故事启示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理出头绪，把资源用在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上｡   
    汲黯是濮阳人，汉武帝时候推行黄老哲学的一个人物。   
    据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哲学符合一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管理督促他的属下，叫他们把事情办好，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   
    汲黯只“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办事方法。   
         
   

龙一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1）

    懂得做正确的事，要比懂得正确地做事重要得多。   
    有分寸方圆自在   
    处世之道，以中为度，不即不离，中和为福，偏激为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掌握了处理事情的分寸，才能方圆自在，游刃有余。   
    把握分寸就是阴阳调和，刚柔相济，讲求平衡。平衡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我国古人很早就提倡平衡，就是把握不同的几个方面的平衡，失去平衡，过分偏重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矛盾就会激化，就会出毛病。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陈旧过时了，总在讲寻求平衡的中庸之道，为什么就不可以偏激一点、极端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矫枉过正？当然可以。但极端到底，就会引起强烈的反作用。   
    每一种力量都像弹簧一样，压的力量越大，反弹就越高，反作用力就越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就是破坏了事物内在的平衡吗？   
    北宋时，掌握护卫京城重任的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遵照圣旨训练士兵，但他对士兵太过严厉残酷，结果激起士兵哗变。哗变平息以后，皇上召集大臣们商议处理此事。   
    有人主张马上撤换张旻以平息众怒，也有人主张把所有参与哗变的士兵全部抓起来。但王旦对以上两种意见都不赞同，他说：“如果处罚张旻，那么将帅以后还怎么服众？但马上就捕捉谋划哗变的人，那么整个京城都会震惊。陛下几次都想任用张旻为枢密，现在如果提拔任用，使他解除了兵权，反叛他的人们自当安心了啊。”   
    皇上一边点头一边对左右赞叹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不愧是当宰相的奇才呀！”   
    任何问题都有其细微深奥的地方，如果不能把握分寸，企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问题，一竿子插到底，往往会使别人产生逆反心理，进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反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明朝周之屏在南粤做官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下令全国清查土地，对耕地进行重新丈量。当时的官员认为瑶族、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他们的耕地朝廷一向不过问，无法进行丈量。   
    前来朝见天子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官员们，也在朝廷上提出同样的意见。宰相张居正厉声说：“你们只管丈量。”   
    周之屏领会了他的意图，行了礼便出去了。其它人还在窃窃私语，不肯离开。   
    张居正只好笑着对他们说：“刚才离开的人是理解了我的意图的人。”   
    大家出来后问周之屏，张居正的话究意是什么意思。周之屏说：“宰相正想通过丈量土地，统一法度，来治国齐天下，他考虑的是全国这个全局，难道肯明确地提出什么‘某某田不能丈量’这类的意见吗？我们下属官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嘛！”   
    大家这才真正领会了张居正的意思。   
    操守情面的分寸   
    曹操在官渡召请华歆出山，华歆的亲戚朋友来相送的有一千多人，赠送的礼品有数千种。华歆来者不拒，一概收下。但他悄悄地在各人送的东西上面题上姓名标记。   
    到了临走那天，他告诉众人说：“我本来没有拒收你们礼物的意思，不想大家所送的东西太多了。而我只有一辆车，要走很远的路，如今天下兵连祸结，我恐怕带着大量的财物遭到不测。所以好意我心领了，礼物请各位收回。”   
    于是将大家的馈赠一一奉还。众人都十分佩服他的德行。   
    我国是“礼仪之邦”，互相之间送礼是常事，如果一开始就坚决不收，就会伤了大家的心，被人认为是不讲情面。如果收下以后，就会有人以此相求，甚至被认为是贪图小利之人。而华歆的做法可以说是既不拂他人好意，不伤情面，又避免嫌疑，保全自己的名节，其中的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   
    宋朝韩雍驻守南方边境时，有个当地的头领准备了酒宴进献给他。酒菜用一个大盒子装上，还把一个美女藏在另一个盒子里，直接进献到韩公所住的寝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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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2）

    韩雍知道这里必有隐藏的东西，就把那位头领请到军帐里，打开盒子，让藏在盒子里的美女献酒之后，仍让她钻进盒子里，然而把盒子交还给头领，让她跟头领一起出去了。   
    这是那头领想借此来试探韩公的，韩公不驳对方请他饮酒的好意，又能若无其事地处理他派来的美女，分寸把握得很到位。   
    这不是一味死守规矩的道学家所能做到的。   
    北宋仁宗时，龙图阁直学士明镐任并州（治所即今山西太原）知州。当时，边境部队的军官中有许多是纨绔子弟。明镐挑那些最不知书明礼者给以杖责处罚，那些软弱无能者都各自解职而去，于是奏请批准选择其中那些熟悉军事的人守卫堡砦。   
    军队行动时，有不少妓女随行，明镐想把她们撵走，又恐怕刺伤士兵的情绪。正好碰上军中有人因忿争把妓女杀了，吏员把凶手抓来向明镐报告。   
    明镐说：“胡说，军营里怎么会有妓女呢？”将杀妓女的人放掉不予处治。妓女们听说都赶紧走散了。   
    没有伤士卒们的心，而让妓女主动从军营中离开。用以静制动的办法来驾驭别人，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呢？   
    轻重缓急的分寸   
    愚笨的人坏不了什么大事，因为他自知愚笨，也就不奢望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也不会把重任交给他；而聪明人不同，由于他们平素精明干练，人们肯托付重任。因此如果他们考虑不周，所思所行操切浮躁，把握不了轻重缓急的分寸的话，就一定坏事。而且因为他们做事太聪明了，一旦办坏了也无法弥补。   
    所以，愈是精明之人愈要自知责任重大，愈要小心谨慎才对。   
    唐宪宗时，裴度被封为晋国公，任中书令。   
    一次随从忽然报告说官印丢了。裴公依旧神色怡然，告诫随从们不要声张此事，当时正在举行酒宴歌舞，随从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半夜酒宴正进行到热闹处，随从们又报告说官印又回来了，裴公也不说话，宴饮极欢而散。   
    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裴公说：“书办们偷印去私盖书券，不急着寻找追查的话，就会再放回原处，追得太急的话就会将印销毁掉，再也找不着了！”   
    西汉初，燕王卢绾谋反，刘邦派樊哙率兵去平叛。   
    发兵之后，朝中有人揭发樊哙谋反。刘邦听后非常生气，说：“樊哙这个老匹夫，看来是盼我早死。”他把陈平和周勃叫到病床前，吩咐说：“陈平火速传我旨意：由周勃代替樊啥统帅军队。等陈平到达军中后，就把樊哙斩首。”   
    二人领了皇帝的圣旨后，私下商量说：“樊哙是皇帝的好朋友，立下许多功劳，又是皇后的妹夫。皇上一时恼怒想杀他，恐怕日后后悔，所以我们还是缓一缓，不要急着杀了他，还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吧。”   
    陈平和周勃来到军队驻地，叫樊哙来接受皇帝的指示，樊哙一进来，马上被捆起来装进笼子运往京城长安，周勃代替了樊哙率兵平定燕王之乱。   
    陈平在回京城的路上，听说高祖死了，他担心遭到吕家报复，就命人先回去报告消息。不久，陈平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回宫。   
    见到吕后，他哭得非常伤心，就在皇帝灵堂前把逮捕樊哙的事报告吕后，吕后说：“你回去休息吧。”陈平坚决请求在皇帝灵前守夜。   
    不久，吕后任命陈平为郎中令，陪伴皇上读书，从而避免了受害。   
    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也是一位很懂得办事分寸的人，下面这件小事就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龙一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3）

    有一次，仁宗病了很长时间，没有上朝理政。一天，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于是坐在便殿，召中枢省、枢密院文武二大臣紧急进宫。   
    吕夷简得旨后，过了一会儿才起身入宫，枢密大臣催他快点走，而吕夷简却象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宋仁宗见到他们就说：“我病了这么久，今天刚好些，非常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什么姗姗来迟？”   
    吕夷简从容禀奏皇上：“陛下患病，不能亲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很担忧，今天忽然召见大臣，我们再慌慌张张跑进宫，人们会误认为出了什么大事，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宋仁宗听后，认为他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李太后死后，仁宗的丧服还没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见解，马上去晋见皇上说：“吕夷简又给陛下出了一个坏主意。”   
    第二天，吕夷简告诉韩琦说：“这一类事情宫廷外的人不会知道，皇上的年龄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因为失去宠爱而被废掉了。后宫中想凭姿色得到皇上宠爱的大有人在，不马上册封皇后，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   
    可见，吕夷简做每件事都自有他的深谋远虑，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宋徽宗刚即位时，想革除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端，广开言路。众人都认为，象司马光那样品行高洁的旧臣，应当优先恢复地位。   
    陈瓘当时正在谏省任职，他独独认为前朝废黜孟后，追贬已死去的丞相，都师出有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就应该先分清哪些是受了冤枉，哪些是罪有应得，给无辜蒙冤的人平反昭雪，谴责、诛杀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然后发诏书公诸于世，接照礼仪的规定进行，这样才不会留下后患，不要只求快而遗恨无穷。   
    大部分大臣却认为，公众的意见被压抑得太久了，希望很快作出决断以博取世人的欢心，于是就仓促地将这些事办了。   
    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当政，又把徽宗年间的旧案一股脑儿翻了过去。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陈瓘的见识，称赞他是懂得把握分寸的人。   
    宽严相济的分寸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为人暴戾险诈，很不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   
   

龙一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4）

    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宽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他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则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银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齐打了胜仗以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严格的方面，第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是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不多说；第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与百姓争斗而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绝不袒护，要求李严加惩治。   
    曾国藩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明朝人况钟从小吏提拔为郎官，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作了苏州知州。皇帝召他到朝堂，赐给他皇帝自己签署的文书，授予他不待上奏、自行处置事务的权力。   
    他刚到苏州，管事人拿着公事案卷来上呈，他不问下吏对事情处理得是否得当，便判个“可以”。这样，下吏们便藐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接着衙门中发生的弊病、漏洞就越来越多。通判赵某千方百计地欺凌况钟，他也只是嗯嗯而已。   
    一个月以后，况钟令手下人准备好香烛，把掌管礼仪的礼生也叫来，所属官员全都聚集起来。   
    况钟对大家说：“有一封皇帝的诏书没有来得及向大家宣布，今天就来宣布这道诏谕。”当官员们听到诏书中有“所属官员如做不法之事，况钟有权自己直接捉拿审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全都震惊了。   
    宣读诏书的礼仪结束后，况钟升堂，召来了赵某，宣布说：“某天有一件事你欺骗了我，偷了财物多少，对吗？某天你又这样做了，对吗？”   
    小吏们都十分惊骇，为况钟的才智所慑服。况钟说：“我忍受不了烦琐的审判手续。”说完以后，他命令赵某脱光了衣服，让四个有气力的衙役把他抬起来扔到空中，掉下来便摔死了。   
    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摔死了六个小吏，并且命令把尸体抬在集市上示众。这件事使全城上下恐惧万端，苏州地方的人民从此改变了恶习，面目为之一新。   
    但况钟绝非是一味严刑峻法，而是恩威并施，张弛有度。   
   

龙一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5）

    有一天太守府发生火灾，公文案卷都烧掉了。这场火灾的肇事者是一个小吏。大火扑灭以后，况钟站在一堆瓦砾的现场，喊来了那小吏，痛打了他一百杖，喝令他马上回屋去。   
    之后，况钟便迅速亲自起草奏疏，把罪责全部归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归咎和牵连那个小吏。开始，引起火灾的小吏认为自己罪当判死刑，况钟叹道：“这本来是太守的责任，一个小吏哪里能够担当呢？”况钟的奏疏呈给皇帝后，皇帝判定扣除况钟的俸禄。   
    况钟在同小吏打交道上能够如此宽大，所以他实施权威时，他们并不怨恨他。假如让现在的人处在这种境地中，即便是自己的罪过，还想推给自己的底下人，还谈什么替别人受过呢！   
    况钟的毒辣是别人赶不上的，足以让那些能说会道的文人自愧不如，其品德也是别人赶不上的，也足以让那些外表矜持威严的权贵感到惭愧。   
    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完全恢复了旧政。这时，吕汲公、梁祝之和刘器之等王安石革新派三十多位变法人物遭到严厉的打击，有的被贬，有的监禁，同时朝廷还将他们的名单公布于世。   
    这时，范纯仁上疏给皇帝，认为镇压罪魁就可以了，对协从者应不予问罪，但是没有被采纳。他叹息着对同僚们说：“这样下去，我们这些人也免不了要遭到报复。”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革新派重新掌了权，果然如范纯仁所预料的那样，对旧党的处理更加严酷。   
    王樊在《野客丛谈》中说，君子治服小人不能做得太过分，如果无节制地打击他们，将来他们的报复也一定很残酷。   
    处置对手太过苛刻，则对方也用恶行来对付我们。所以，不能只知道尖锐凶猛地攻击，图一时的痛快，更要认识到其中的危害。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从宏观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必要的，对于非原则问题，能够放过去的就放过去。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人官》）也就是这个意思。   
    班超因在西域很久，上书给朝廷说，自己希望能活着回到玉门关内。于是朝廷召回班超，派校尉任尚代替班超的职位。   
    在交接工作时，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干了三十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担当重任而思考问题却很浮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而是因为犯罪才来屯田戍守边疆的，而那些部落又常常怀着侵占边疆之心，对他们更是难以安抚和团结。我看您的性情过于严厉和急躁，水太清澈，鱼就难以存在，政事上要想明察，处理问题就要平和，希望您开郎简易，尽量宽恕别人的小过错，只要掌握大原则就可以了。”   
    班超离去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君有什么超人的奇策呢，今天听他讲话也都是平平常常的道理。”后来，任尚在西域数年后，那里就发生了叛乱，正如班超所告诫的和预料的那样。   
    莫把人逼到墙角   
    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冠，莫使沽名学霸王。这种斩草除根，不给对手喘息机会的的策略，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和平岁月，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少之又少，如果凡事一定要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么对手就会困兽犹斗，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龙一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6）

    困兽犹斗是说野兽即使在被围困时，仍要拼死搏斗，不甘束手就擒。因为兽都有其勇猛的本性，搏斗也就是其专长。这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在政坛和生意场上也随处可见。   
    这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网开一面的策略，避免把对手逼入墙角。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后，两个司天官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书，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   
    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了，宫中会闹得不安宁。”过了不久，大臣们又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瀑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   
    就是示之以威，而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而将此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当属宋朝赵鼎。   
    宋高宗时，刘豫在山东张榜，狂妄地要求天下给他这个皇上进奉药物，太监冯益恰好派人去收买飞鸽，山东境内传播着许多流言。泗州知州刘纲将情况上奏朝廷，枢密使张浚奏请皇上，要求斩掉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   
    赵鼎继而上奏：“冯益的事确实十分暖昧不清，值得怀疑。此事有关国家大体，朝廷如果忽略了不加处罚，外面的人必然认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损于圣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派到外地去任职，以清除众人的疑惑。”   
    高宗欣然应允，将冯益调往浙东。张浚认为赵鼎与自己在唱对台戏，十分生气。赵鼎说：“从古以来，凡是想处置坏人，搞急了，他们的朋党会互相勾结，反而招致大祸；缓一缓，他们之间就会互相挤兑，不攻自破。现在冯益犯了罪，宰掉他，并不足以叫天下人拍手称快。但是一杀他，众太监们会害怕皇上宰了一个，就会想宰第二个，必然会竭力争取减轻冯益的罪责。不如贬谪他，将他放到远离京师的地方，既无损于皇上的尊严，冯益自己看见受的处罚很轻，也不会花费心机去求人，争取回到原来受宠的地位。他的同党见他被贬，必然会伺机窥求上进，哪里肯让他再进宫呢？如果我们着力排挤他，他的同类必然会因此而畏惧我们，他们勾结得愈发紧密，我们就无法攻破他们了。”   
    张浚听了赵鼎的分析，不得不叹服。   
    明代的罗通曾以御史的身份出任四川巡按。当时蜀王十分富裕，财力物力都在其它郡王之上，出入都僭越地位使用国君所乘的车马仪仗。罗通心里很想稽查制止他。   
    一天，蜀王带人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缴了蜀王所僭越的仪仗，蜀王生气地走了。   
    事后，按察使、布政使及两司官员都前来观看，打听情况。并且说：“听说蜀王会有意料之外的举动，现在该怎么办呢？”罗通说：“如果是这样，你们都考虑一下吧。”   
    第二天，众官员又都来了。罗通说：“这件事好办，最好是悄悄告诉蜀王，只说黄屋左纛是过去玄元皇帝（玄宗皇帝逃难到四川时，奉老子为始祖，尊封他为玄元皇帝）时期的器物，今天重新还给你。”   
    手下官员依计行事，蜀王果然没有借机生事，从此也有所收敛。   
   

龙一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1）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的出击准备。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鉅的力量。   
    举世皆醉　何以独醒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唯有韬光养晦，善于保护自己，避凶就吉，才能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成就一番事业。《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   
    在历史上，有多少大英雄不明白这一点，最终玉石俱焚，为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岳飞就是这样一位。   
    岳飞，字鹏举，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儒将。曾有人把他和范仲淹并提，称赞说：文人如范仲淹，始足以讲武；武将如岳鹏举，始足以谈文。   
    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就长跪着秦桧的铁像，并写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但实际上，秦桧比岳飞还冤枉。岳飞的死，我们第一要骂宋高宗自坏长城，第二要从岳飞自身找原因，第三才轮得到骂秦桧这个帮凶。下面我们从岳飞和韩世忠等将领的比较来分析一下。   
    宋高宗自毁长城，并不是头脑发昏，而是由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决定的。宋代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开国后即以重文轻武为传统。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宋高宗并不觉悟，对一般武臣反猜防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特出的人才，正是当道者所特要防备的。另一方面，岳飞不懂得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知非不处的策略，处处为宋高宗所不容。即使没有秦桧，岳飞仍将屈死，因为他不自觉地身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危险之中。   
    岳飞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经常纵容诸将都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政治上进取的志向。   
    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韩世忠被罢官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再谈打仗问题。他常常骑着驴、带着酒，后面跟着一两个童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找人商议买新淦县的官田营利。宋高宗闻之大喜，就把这田赐给他，并御笔亲书，并给他的村庄起名叫旌忠。   
    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心微笑，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韩世忠的买田的用意：高宗不能同英雄豪杰推心置腹，颇疑诸将有野心，有功之臣如果不能顺从他的心意，就难免杀身之祸。   
    韩世忠能够仿效别人买田宅，塑造一个求田问舍的形象，但岳飞却不懂这种与世沉浮的智谋。   
    岳飞死后被抄家，仅有现金一百余千，其它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余串。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与同时诸将真有天渊之别。   
    宋高宗曾为他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了，这当然又构成岳飞的危机之一。   
    岳飞得民心。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好极了。录如果路过某地不得已借住民房，第二天一定要先替房主把门宇打扫干净，盆盎洗滁停当才动身走。有次他部下一上兵士取民间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把这兵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他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的口号，真可谓秋毫无犯了。所以在他死后，金使刘陶来聘，还向宋这边的接伴人员称赞他的军队的纪律。   
   

龙一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2）

    岳飞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   
    纣王因为通宵饮酒，弄不清几月几日，问左右的人，都说不知道。   
    纣王又使人问箕子，箕子对家人悄悄说：“做天下之主而使一国都没有时间和月日的概念，天下就危险了。一国人都不知时日，只有我知道，我也就危险了。”于是就借酒醉为由，推说不知道。   
    庸人当道时称作“群醉”。既然大家已醉了，箕子何必独醒呢？观察箕子为人的机智，便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比干和屈原过于执拗。在举世皆浊的情况下，不可独清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由此获得曲径通幽的机会。菩萨可化身妓女来点化好色的世人，与世沉浮中自有一番慈悲心在其中。   
    屈原同箕子相反，时刻准备指出自己顶头上司楚怀王的错误。但是说自己的长处，便似乎是在揭别人的短处。显示自己的明白，便似乎是在暗示别人的胡涂，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便是在声明；我与你们不是一群类。如此便难免招庸人忌恨。在庸人堆里讨平安，就要向箕子学习。   
    人生在世，难免要与各色人等交往，与无处不在的危险相遇。尤其是在法律并不完善的环境里，陷阱与雷区更是防不胜防，轻则被人“穿小鞋”，重则召来杀身之祸。保护自己的生命和事业，需要韬光养晦的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隐藏自己的才华，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或目的，这是力量不足，处于劣势时以保护自己，以待今后东山再起的良谋。受得住委曲，方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屈，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要在危难中能够保全自己的，必须懂得这个道理。善于韬光养晦，以退为进，以忍为攻，这才是为人处的最妙智谋，也是一个人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有效地隐蔽自己   
    有道是：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在很多情况下，实力与地位与发展都不是正比关系，这时就需要有效地把自己的实力和意图隐蔽起来，韬光养晦等待机会。所谓“韬”原意是指剑和弓的外套，韬光养晦是说故意将才华掩藏起来，收敛锋芒，使别人不注意自己。   
    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善于射箭，百步之内射柳叶能够百发百中，因此人们都赞颂他是后弈再世。   
    这时有一个从他身旁经过的人对养由基说：既然如此善于射箭，孺子可教。养由基听到后，不高兴地回答：“人人都说我射箭技术高超无比，可是你却只说孺子可教，你替我射一箭试试。”   
    过路人笑了笑说：“我当然不会教你出左手屈右手的等各种各样的射法，我只是想向你建议：既使你射柳叶能百发百中，而不会适时休息，过段时间你肯定会气力衰退，弓拉不开，箭锋偏弯，到时一箭射不中，那么你就前功尽弃了。”   
    真功夫不可告人，自有其理由。有时是时机不成熟，必须像猎人一样耐心潜伏着，等待猎物出现。有时是为了让对手充分表演，完全彻底地暴露出他的全部招数，然后再抓住其要害给予致命打击，让他领略后发制人的厉害。   
    韬光养晦有时是为了麻痹对手，使他骄傲轻敌，以为对手软弱无能，趁其不备而攻杀之。有时是为转移对手的注意力，让他奔东边去，而自己却在西边出击。   
    所以，为了有效地打击对手，首先要有效地隐蔽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要做出假相来迷惑敌人，让他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行动｡敌强时，不急于攻取，须以恭维的言辞和丰厚之礼示弱，使其骄傲，待暴露缺点，有机可乘时再击破它｡   
    过分善良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天下人都同自己一样善良，结果，以善良待人，反被邪恶伤害，成了邪恶的牺牲品。即使不以打击对方为目的，为了不遭对方打击，也不应天真善良地将自己暴露无遗，毫无还手余地。   
    善良诚可爱，善于在险恶世道中保存这份善良，则更为可贵。   
   

龙一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3）

    韬光养晦的智谋有几种：委婉和顺，但不因循，称作委蛇；隐藏起来不显露，称作谬数；欺骗敌人，使自己不受损失，称作权奇。若不婉顺，那么事情就受阻；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欺骗，就可能被敌人消灭。   
    宋朝北宋丁谓任宰相时期，把持朝政，不许同僚在退朝后，单独留下来向皇上奏事。只有王曾非常乖顺，从没有违背他的意图。   
    一天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老来感觉弧苦。想要把亲弟的一个儿子过继来为我传宗接代，我想当面乞求皇上的恩泽，又不敢在退朝后留下来向皇上启奏。”   
    丁谓说：“就按照你说的那样去办吧！”   
    王曾趁机单独拜见皇上，迅速提交了一卷文书，同时揭发了丁谓的行为。丁谓刚起身走开几步就非常后悔，便是已经晚了。没过几天，宋仁宗上朝，丁谓就被贬到崖州去了。   
    王曾能顺服丁谓的苛求，而终于实现揭发丁谓的目的，不能不依赖韬光养晦之功。   
    《阴符经》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它告诉我们，善于伏藏是事业成功和克敌致胜的关键。一个不懂得伏藏的人，即使能力再强，智商再高也难战胜敌人。   
    一位老总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五年打基础，五年打天下，用它十年或二十年，终有一天，在哪里积累就在哪里成功。”这里的积累，可以说就是一种伏藏。   
    伏藏的内容又可分为两层：一是藏拙。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伏藏，也是最常用的。藏住自己的弱点，不给对方乘虚而入的机会，露出自己的长处，给对方以有力的威慑。而另一种，也是更为高杆的即“藏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往往会使自己不利，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少。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   
    明朝的严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放下其历史功过不说，就其个人成长而言，却不能不让人佩服其韬光养晦的功夫。   
    嘉靖中期，夏言为朝廷的重臣，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皇帝所器重。   
    当时严嵩在翰林院任低级职务，他打听到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想利用与夏言同是江西老乡这层关系，设法去接近夏言，但两人并不相识。严嵩几次前往夏府求见，都被轰了出来。   
    严嵩却不死心，准备了酒筵，亲自到夏言府上去邀请夏言。真言根本没有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随便找了个借口不见他。严嵩在堂前铺上垫子，跪下来一遍一遍地高声朗读自己带来的请柬。   
    夏言在屋里终于被感动了，以为严嵩真是对自己恭敬到这种境地，开门将严嵩扶起，慨然赴宴。宴席上，严嵩特别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夏言，给夏言留下极好的印象。   
    从此夏言很器重严嵩，一再提拔他，使他官至礼部左侍郎，获得了可以直接为皇帝办事的机会。几年后，已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又推荐严嵩接任了礼部尚书，位达六卿之列。夏言甚至还向皇帝推荐他接替自己的首辅位置。   
    严嵩是极有心计的人，不露一点锋芒，耐心地等待时机，对夏言仍是俯首帖耳，只是暗中在寻找、制造机会，以将夏言一下子打倒。时机未成熟他是不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龙一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4）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下令制作了五项香叶冠，分赐几位宠臣。夏言一向反对嘉靖帝的迷信活动，不肯接受。而严嵩却趁皇帝召见时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对严嵩的忠心大加赞赏，对夏言很不满。而且夏言撰写的青词也让皇帝不满意，而严嵩却恰恰写得一手好青词。严嵩也利用这个机会，在写青饲方面大加研究；同时还迎合皇上心意，给他引荐了好几个值道的“高人”。皇帝越来越满意严嵩而疏远夏言。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皇帝曾命令到西苑值班的大臣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乘坐腰舆（一种小车）。   
    几件事情都引得皇帝不高兴，因此皇帝对夏言越来越不满。严嵩眼看时机已到，马上一改他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所宠幸的道士陶仲文，一起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许多坏话。   
    一天，当严嵩单独去见世宗时，世宗与他谈及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和略有询问。世宗的话，似乎勾起了严嵩的什么难言之隐，只见严嵩全身颤抖，匍伏在地，痛哭不已。   
    世宗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猜想他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冤屈，怜念之情骤生、连连催问。看见世宗怜悯，痛哭的严嵩反而变得嚎啕恸天了。   
    世宗在一边既动情又义愤地安慰他：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朕为你做主，有话尽管说，不要害怕。这下严嵩才装出深受鼓励后已无顾虑一般，将平时所搜集到的所谓夏言的种种罪状，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一一哭诉出来。世宗闻听了，便对夏言由不满变得恼怒起来，马上下令罢免了其一切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聪明反被聪明误   
    苏东坡曾经有一首诗说：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子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诗虽属东坡先生自嘲，但却饱含辛酸，因为他一生颠沛流离，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才华超群而又锋芒毕露，不能见容于朝中群小。   
    苏东坡的坎坷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才智超群出众的人，都应该保持不露锋芒的态度。更何况很多人并不具备东坡先生的才气，而又四处夸耀本领如何高强，这种表面上的聪明，更是一种危险的无知，因为到头来他们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战国时宋王对丞相唐鞅说：“我处罚的人很多了，但是大臣们越发不畏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   
    唐鞅说：“您所治罪的，都是一些犯了法的坏人。惩罚他们，没有犯法的好人当然不会害怕。如果您要让你的臣子们害怕，不如不区分好人坏人，不管他犯法没有犯法，随便抓住一下就治罪，这样的话，大臣们就知道害怕了。”   
    宋王恍然大悟，深深地点了点头。不久，宋王就下令把唐鞅杀了，大臣们果然很害怕。   
   

龙一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5）

    世上自作聪明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任何道德品行的人，往往就像唐鞅这样无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智谋的人虽然足智多谋，宁可装得笨拙一点，不可显得太聪明，宁可收敛一点，不可锋芒毕露，要知道：一个愚笨的人，不会对他人造成威胁，也就不会招来忌恨。相反，一个表现过于精明的人，财必会引起他人警惕，并招来忌恨。   
    在战国时期，魏文候手下有员将领叫乐羊。有一次乐羊领兵去攻打中山国。这时，恰恰乐羊的儿子正在中山国。中山国王就把他儿子给煮了，还派人给乐羊送来一盆人肉场。   
    乐羊悲愤已极但并不气馁，毫不动摇，他竟然坐在帐幕下喝干了一杯用儿子的肉煮成的汤。   
    魏文候知道后，对堵师赞夸奖说：“乐羊为了我，吃下他亲生儿子的肉，可见，他对我是何等的忠诚啊？”   
    堵师赞回答说：一个人连儿子的肉都敢吃，那末，这世上还有谁他不敢吃呢？“   
    乐羊打败了中山国，凯旋归来时，魏文候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是，从这开始，总是时时怀疑他对自己的忠心。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时表现太过火，反而不如甘心做一只迟钝的乌龟。   
    装愚示傻法是对付强硬对手的有效武器，试想，当你和一位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的人对峙时，你即使有再广博的学问、再丰富的数据、再严谨的逻辑、再高深的理论、再精辟的见解、再锋利的辩词，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好比一个人运足了气挥拳朝你打来，你不仅不还手，还后退走开，对方的尴尬可想而知，肯定比自己挨一巴掌还难受。   
    春秋末期，齐国的隰斯弥曾经去见田成子。田成子和他一起登上高台向四面望。三面的视线都畅通无阻，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木所挡住，田成子也没有说什么。   
    隰斯弥回到家里，让人把树砍倒，斧头刚砍了几下，隰斯弥又不让砍了。他的管家问：“您为什么变卦了？”   
    隰公说：“有句谚语：知道深渊有鱼的人命运不佳。田成子有隐晦的秘密，事端重大，而我又表现出了解得很细微，我一定身处危境。看来不砍不会有什么罪过，而察觉到他人没有说出来的秘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不能再让人伐树了。”   
    聪明人要装出愚争取主动。反之，若对方以我为智者对待，便会多方防备，我反而不易得手。此当为自恃聪明者戒。   
    在与人交往时，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了解他，尤其是秘密。假如不可避免地碰巧撞破了秘密，一定要显得不明就里，一无所知，千万别显出明白的样子。忘记了这一点，必然会惹火烧身。   
    某报曾载一小故事说，同有两位才学相当的秘书常为某领导拟文稿。甲秘书的文稿因常有瑕疵，要领导改动后才被采用，乙秘书的稿子却总是无须改动便被采用，然而得到提升的却是甲秘书。